【摘  要】赋权增能强调平等和值得珍视的伙伴关系，自助，变革和解放个体、组织和社区，识别和发展强项等。社区教育的赋权增能框架旨在成系统地发展不同层次上的主体在持续性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主动角色。本文基于社区教育的赋权增能框架，通过对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凌云生态家”这一个案的剖析，探究社区教育推进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赋权增能  社区教育  社区治理  凌云生态家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区就实了。”由于社区教育是社区公共服务的内容之一，因此发展社区教育是推进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社区教育的赋权增能（Empowerment）框架，通过“凌云生态家”这一典型案例探究社区教育推进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

　　一、社区教育的赋权增能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经历了社区服务（1978—1990）、社区建设（1991—2012）和社区治理（2013—）三个阶段，构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图景①。民政部“社区治理动态监测平台和深度观察点网络建设”项目，在2016年共选取了50个观察点进行研究，涵盖了城市社区、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旨在总结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经验和最新成果，开展政策试验观察，进行政策实施干预，提炼具有引领意义的创新模式，促进社区治理创新发展。2016年度社区治理创新的观察案例表明，“党群制度的建构与引领、基层政府的主导与推动、社区不同治理群体的多元参与、社区治理各种机制的转换、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以及‘智慧社区’和信息化的应用，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区治理的重要经验”②。

　　在社区治理创新过程中，赋权增能为实践观察和经验提炼提供了一种十分契合的研究框架。赋权增能是社区研究和行动领域的一个中心议题，代表着新的研究范式，即强调平等和值得珍视的伙伴关系，紧密合作，自助，福利，变革和解放个体、组织和社区并使之更有能力，识别和发展强项。赋权增能包含多个生态学层级，如个体、群体和组织以及整个社区等。在个体层次，人们参与多种草根社区组织，籍此对地方事务和活动获得更强的控制以及重要的资源调动技能；在组织层面，群体和组织从事于有意义的集体决定并分享领导过程，从而实现各种组织和网络发展以及提高政策话语权；在社区层面，社区和网络也通过集体行动获得资源，并通过建立联盟、增进多元性与多样性和接近资源的机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和改进③。

　　尽管赋权增能是一个集体的、多层次现象，但是研究者们通常聚焦个体心理层面。心理赋权增能是指该种过程的心理面向，通过该过程人们对其生活获得更强的控制、参与民主决策和形成批判意识。学者们区分了心理赋权增能的不同组成，包括动力成分（领导力、政策控制）、认知成分（社会权力的来源、性质和工具）、行为成分（社区参与）和关系成分等④。其中，行为成分一般被作为社区参与，独立于心理赋权增能加以测量和研究。基于一项有关社区组织化情景中参与者的历时研究发现，社区参与导向心理赋权增能⑤。研究者们已经研究了有关社区参与和心理赋权增能及其关系的各种指标、中介和预测因子。例如，有研究者测量了一个由地方社区组织中1322位成人参与者组成的样本，把社区和组织参与、社区感、组织社会支持感作为心理赋权增能的预测因子⑥。

　　虽然诸多学者研究了各种同社区参与和心理赋权增能之间关系有关的概念建构，但是当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就如同讨论自动发生的因果机制一样，忽视了赋权增能的现实机制。很难相信，赋权增能研究者们阐述各种赋权增能理论却对人类主体的作用和活动视而不见。因此，需要寻找社区参与和心理赋权增能之间的现实联结机制。笔者不满足于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更关注于赋权增能框架中的现实联结机制，尤其是如何提升心理赋权增能。基于弗莱雷的成人教育理论，赋权增能的核心是学习⑦，赋权增能的生态学也是学习的生态学。弗莱雷的意识化理论和心理赋权增能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和滋养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

　　有效的社区干预项目是多维的、多层面的⑧。其背后的概念框架应该是跨学科，甚至是超学科的。多学科、跨学科与超学科取向之间的差异是富有意义的,也是学科交叉可以采取的从弱到强的三种学科合作形式。最弱的合作形式是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合作，意味着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者，或同时或相继的分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独立解决同一问题；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合作是指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一起工作的过程，但是每一研究者仍然采用各自的学科视角，而不必形成新的理论或方法来解决共同的问题；最强的合作形式是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合作，研究者们联合工作把不同的学科视角整合起来形成新的理论、概念或方法，从而超越学科差异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如果要建构有效的社区干预项目，关键在于形成跨学科或超学科的概念框架⑨。

　　铂金斯曾试图联结赋权增能理论与学习理论⑩。在此基础上，社区教育的赋权增能框架可以联结社区心理学、学习科学、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等领域，探究联结社区参与和心理赋权增能的有关社区教育的跨学科概念框架，并据此建构有效的社区教育项目（如图1所示）11。社区教育的赋权增能框架强调学习的生态学，主张社区学习、组织学习和个体学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有机统一。

　　社区教育的赋权增能框架旨在成系统地发展不同层次上的主体在持续性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主动角色。就学习阶段而言，起点是处于不同干预层次与主题领域中的触发经验或状态，通过意识化阶段或过程，达成变革结果。就主题领域而言，不同领域或资源被分成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领域。就干预层次而言，不同的社区教育项目存在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可控的分析层次上。本文接下来将运用这一分析框架来讨论上海市徐汇区“凌云生态家”这一典型实践案例。

　　二、“凌云生态家”个案研究

　　徐汇区是上海市的中心城区之一。该区于2003年成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并于2008年被评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凌云街道是该区所辖的12个街道之一，包含28个居民委员会。“凌云生态家”是凌云街道根据建设“宜居凌云”为特点的学习型社区发展规划提出的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立足于社区教育内涵发展，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凌云社区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社区教育推进社区治理的持续发展之路。

　　就主题领域而言，“凌云生态家”以改善环境生态为突破口，追求凌云社区环境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和谐共生，从多个方面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生活品质。例如，凌云街道梅陇三村是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公房小区，居住人员结构复杂，以动拆迁户为主，曾是远近闻名的“垃圾三村”。据小区书记介绍，起初夏季清早便有居民赤膊站在小区门口，三五成群地“骂街”。在“迎世博600天行动”中，梅陇三村进行了小区综合改造，面貌焕然一新。小区环境改变了，但是如何长久保持却又成了问题。小区人员情况比较复杂，光靠政府出手，解决得了一时，却解决不了一世。如今的梅陇三村在“凌云生态家”理念的引领下，呈现出了另外一番景象。

　　就干预层次而言，中观层面的组织和宏观层面的组织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观层面，“绿主妇”是梅陇三村小区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自2011年第一次低碳环保行动起，小区内10多名家庭主妇就组成了一支民间公益环保队伍，2012年正式注册为上海徐汇区凌云“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心，绿主妇的队伍在逐步发展和壮大，凌云街道有8个居委都成立了“绿主妇”分队，在全社区28个居委中开展生态环保****活动。

　　“绿主妇”议事会是自治管理的管理和执行机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开展以“绿主妇，我当家”为主题的各项公益活动，另一项更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解决小区中有关民生的难题。议事会采取方式是每月12日定期召开会议，根据居委和居民们提出的要求确定议题，会议中决定行动方案，具体落实由议事会成员分工负责完成，在下月的会议上讨论进展情况，提出解决办法。由于议事会组成人员来自于社区的各个方面，因此议事结果具有代表性，解决方式具有可行性，结果也令大家满意。可以说议事会制度化、规范化是“绿主妇”实现居民自治的最重要也是最具借鉴意义的方式。

　　“绿主妇”议事会由“绿主妇”工作小组演变而来。在“凌云生态家”项目建设活动中，最主要的是有一批热心公益活动的人参与。社区学校的一张世博环保椅让方阿姨深受启发，她说：“如果我们也能把小区所有废弃的利乐包收集起来做成长椅那该多好呀，不但解决居民休闲之用，小区内的环境也会因为垃圾的减少而变得更整洁优美”。这一提议得到了居委会的大力支持，在居委会的引导下，小区内10名家庭主妇自发成立了“绿主妇”工作小组。这一工作小组的特点是以女性为主导，以低碳环保活动为切入点，扩展到更广的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通过“绿主妇”工作小组的宣传、号召和行动，小区环保队伍逐步扩大，涉及的公共事务也越来越多，由此“绿主妇”议事会应运而生。

　　以“侧石翻修、道路拓宽”事件为例。“绿主妇”们在环保宣传活动中发现由于私家车数量增加，小区内绿化带侧石被撞坏，不仅损坏绿化和道路、还存在安全隐患等。针对这些情况，“绿主妇”们在议事会上提出“更换侧石、拓宽路面”的建议。在街道、居委、业委、物业公司的支持下，“绿主妇”们全体出动、到居民中发放意见征询表，尤其是对矛盾最突出的7号楼附近的居民进行宣传，讲事实，摆道理，耐心说服劝导。在“绿主妇”们一次次与居民的沟通中，小区道路拓宽翻修工程得到了大多数居民的同意，使更换侧石、拓宽道路一事得到了顺利解决。

　　这些民生民事看似平常但如果处理不当就会矛盾不断，“绿主妇”们在宣传环保的同时，用议事会的形式处理化解矛盾，在实现社区自治建设中起到了承上启下、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区生态和谐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就宏观的组织联盟而言，“绿主妇”议事会是由社区学校、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三方参与组成的。在这个平台上，居民和政府都是主体，只是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分工和作用不同。居民主体在“前台”，以民间参与力量为活动主力，以民间非营利组织“绿主妇”为骨干，以“凌云生态家”项目为载体，发动和带动广大居民自动参与、自主管理、自我监督、自觉提升。政府主体在“后台”，以服务和保障为重点，以各项活动的组织为抓手，为居民主体创设氛围、提供条件，促进各类活动的顺利进行（如图2所示）

　　政府主体主要由街道相关部门、居委党支部和居委会、社区学校等组成，承担资金管理、设施设备的配备和维护、宣传发动、人员管理及考核、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等工作。政府主体是“幕后推手”，以服务性为主要特征。居民主体主要由“绿主妇”团队成员、社区志愿者和青少年学生组成。他们是在前台进行具体操作的骨干人群，承担着上门进行家庭垃圾分类指导和回收、居民间互相的监督、社区良性舆论的营造、居民分类习惯的养成、各项相关活动的设计和实施以及垃圾分类各种激励措施的实施和反馈等任务。他们既是居民的一员，也是更多居民垃圾分类的指导员和联络员。在这个模式中，双主体“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密切配合。“绿主妇、我当家”共建“生态凌云”是自下而上的活动；同时，这项活动又与市政府“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的活动以及政府部门的各项垃圾减量工作密切配合，从而形成“目标一致，良性互动”局面，使得社区各项活动得到了有效的推进和开展。

　　就学习阶段而言，不同干预层次和不同主题领域均出现了相应的触发事件、意识化和显著改变。以中观的组织层面为例，“绿主妇”成为民间非营利组织前后，逐步开始寻求公益项目与资金支持，以便让“绿主妇”的工作逐渐正规化，同时提高活动质量。但是由于资金量少，如何合理使用资金，同时又能让项目发挥最大效用就成为组织学习的触发事件。他们总结提炼了项目套项目、整合使用的方式：充分利用“零废弃回收卡”，对于垃圾回收工作做得好的家庭，则以参与“一平方米菜园”为奖励，一方面这些家庭热心于环保具有很好的基础，是推进“一平方米菜园”最好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也通过该项目提高兴趣，让居民们从中获得更多的乐趣。同时还将部分获得赞助的商品也用于公益项目活动，比如北京地球村联系的一家电子温度计厂赞助梅陇三村“绿主妇”一百支电子温度计，如何分配这些仪器？“绿主妇”就以“零废弃回收卡”中回收记录为标准，让回收量排名前一百户家庭用汞温度计来替换成电子温度计，既是奖励，也是一次公益活动，而且这样的发放也让参与家庭更加珍视，效果也更明显。因为公益资金的使用必须规范，这就事实上在引导“绿主妇”走向正规的组织建设；另一方面资金量并不大，这也就要求在资金使用时要全盘考虑，需要不断锻炼队伍成员、提高整体素质。

　　在个体层次上，“凌云生态家”项目为社区居民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梅陇三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垃圾村”，人们一边在脏乱的环境中怨天尤人，一边又习惯性地乱扔垃圾，都缺乏自省和自律。凌云社区学校通过整合公益环保组织、妇联、科委等多方资源，形成了绿色环保资源圈，不断引入和生成一系列绿色环保教育项目。通过建设生态校园，包括“低碳创新屋”、“菜园坊”未来知识及课程系统、“绿主妇”能力培训项目等，凌云社区学校建构了从绿色环保知识汇聚、传播到体验、记录、整理和创造的课程开发和实施不断循环递进的完整过程。

　　“家庭一平米小菜园”课程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家庭一平米小菜园”课程不同于传统的课程模式，它的特点可用“四个一”来概括。第一，“一门开放多元的种植体验课程”。该课程以“家庭一平米小菜园”种植为基础，内容包括蔬菜科学种植、蔬菜科学烹饪、蔬菜艺术插花等。学习的课堂不在普通的教室里，而是在社区学校的生态园和三村居委的科普种植基地，随后拓展至居民家中。第二，“一个由居民自己组成的学习共同体”。在居委党支部书记尚艳华的带领下，凌云街道“绿主妇”在社区组织了第一批300户居民建立“家庭一平米小菜园”种植队，按照居民家庭住址分成30个小组，每组10户人家，由2位志愿者担任小组长，负责联系小组成员并承担本组成员家庭种植蔬菜的技术指导，社区学校的老师担任辅导教师。第三，“一份体验种植过程的日记”。这是对每位参与者的学习要求。每位学员可分享3-5株有机蔬菜秧苗，利用家庭阳台空间进行种植，并用文字、摄影、绘画等方式，书写“种植日记”，记录植物生长过程，抒发对自然及生命的感悟。第四，“一次别开生面的学习成果分享”。将学员的种植成果及种植日记在社区学校进行实物展示，评选“种植能手”，同时举办“我种植的蔬菜烹饪品尝会”，与更多的居民分享生态种植的乐趣，传递健康生态，快乐生活的理念。总之，通过校园植物多样性等生态环境的营造，校园低碳屋、低碳节能互动展室、种植专业教室、种植体验基地的建设，向社区各类人群进行生态环保、健康生活的教育，使他们能够身临其境参与生态种植课程学习，同时了解家庭低碳节能科学技术的应用，互动体验参与“凌云生态家”各项生态环保活动，不断提高自身生活质量和生态文明程度，促进了家庭及社区生态和谐，推动了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区建设。

　　三、研究启示

　　基于社区教育的赋权增能框架，“凌云生态家”形成了社区教育推进社区治理过程中有待汲取的经验和深入探讨的议题。

　　（一）宏观社区学习层次：居委会与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整合

　　居委会的作用主要是从硬件设施和软件上对小区进行改善，如像梅陇三村居委会对社区的漏水、自行车棚、凉亭进行维护。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目的是发展壮大，或达到自己参与社区自治的目的，两者发展到一定阶段是有利益冲突的。很多民间非营利组织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和居委会的关系紧张，加上自己没有能力来介入社区的管理，因而缺少多方支持，最终因资金没有保障而失败。但在梅陇三村，居委会把权力下放，让“绿主妇”来解决群众的问题，“绿主妇”的理事长就是居委会的主任，这个条件让居委会和“绿主妇”的关系达到了平衡，使双方的利益不冲突，“绿主妇”主要组织群众，按照居委会的意愿发展壮大；居委会依托上级政府获得支持的资金或其他资源，让“绿主妇”帮助自己治理社区，最终把社区治理好。在管理民间非营利组织上，需要居委会的监督，否则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不会这么顺利。

　　“绿主妇”与社区居委以及社区相关机构的关系，可以被看作是居委会与民间非营利组织整合实现自治的一种模式。但是，居委会、社区学校、居民与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多方整合也是一个较力的过程，如果力量失衡也会带来一方独大、全盘皆输的问题。

　　（二）中观组织学习层次：社区领袖人物的培育

　　“凌云生态家”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人，尤其是社区领袖人物，包括社区领导、社区学校负责人和社区社团带领人。以“绿主妇”理事会三位主要领袖人物为例：一是在居委会层面必须有一个重视群众工作，并且愿意发动群众带动群众的领导者；二是要充分借助专门人士来拓展工作渠道与工作方式，而不能只停留于居民小区这样一个狭小的层面；三是社区学校负责人能够成为一个穿针引线的人，一方面用社区学校这个平台来提供培训的平台，给团队带来展示与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是润滑剂，调和各方面的关系。

　　从她们的身上，可以说要真正培育出像“凌云生态家”这样的品牌，并能够持续发展，基础是要发现、培养像“绿主妇”三位主要领导人这样的群众领袖。

　　（三）微观个体学习层次：社区教育品质的提升

　　社区教育的实质是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种旨在改善生活质量的学习环境。在社区教育过程中，如何促进社区居民的有效学习是一个核心问题。通过“家庭一平米小菜园”课程案例可以发现，有效的学习体现的是一种大学习观，即学习场所不限于学校和教室，学习资源不限于书本或教材，学习主体不限于教师，从而突破了小学习观对学习场所、学习资源和学习主体的刻板印象。

　　但是，大学习观也带来了进行知识管理的挑战。社区学校需要一个从汇聚和传播到体验、记录、整理和创造的知识管理系统，让学校不仅成为一个获得知识的地方，更是创造知识的地方。相应地，这也对社区学校师资队伍的知识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① 袁方成：《国家治理与社会成长：中国城市社区治理40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8页。

　　② 王杰秀：《中国社区治理创新：上、下册》，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③ Perkins, D.D. (2010). Empowerment. In R.A. Couto (Ed.), Political and Civic Leadership (pp. 207-218). Thousand Oaks, CA: Sage.

　　④ Christens, B. D. (2012). Toward relational empower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50, 114-128.

　　⑤ Christens, B. D., Speer, P. W., & Peterson, N. A. (2011). Social class as as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empowering processes an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9(2), 170-182.

　　⑥ Christens, B. D., & Lin, C. S. (2014). Influences of community and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sense of community on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ncome as moderator.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s Research Journal, 42(3), 211-223.

　　⑦ Maton, K. I. (2008). Empowering community settings: Agents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betterment, and positive social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1, 4–21.

　　⑧ Nation, M., Crusto, C., Wandersman, A., Kumpfer, K. L., Seybolt, D., Morrissey-Kane, E. & Davino, K. (2003). What works in prevention: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prevention program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8(6-7), 449-456.

　　⑨ Rosenfield, P.L. (1992). The potential of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for sustaining and extending linkages between the health and soci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5, 1343–1357.

　　⑩ Perkins, D. D., Bess, K., Cooper, D. G., Jones, D. L., Armstead, T., & Speer, P. W. (2007). Community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ase studies illustrating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levels and orders of change.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5(3), 303-328.

　　11 Perkins, D.D. & Schensul, J.J. (2017). Interdisciplinary contributions to community psychology and transdisciplinary potentials. In M.A. Bond, C.B. Keys, & I. Serrano-García (Eds.), Handbook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nd Edition)(pp. 189-20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张永，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研究员，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本文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教育政策专项课题“上海发展社区教育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研究”（2019-Z-R11）的阶段性成果。）